山西高平炎帝文化研究会
Shan Xi Gao Ping Yan Di Wen Hua Yan Jiu Hui
炎帝文化与现代文明
炎帝文化与现代文明

                                                                                                  刘志琴

  人是万物之灵,人来到这个世界首先是因为人能创造生产,这是一个民族生存、发展的前提。马克思说过:“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满足这些需要的物质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这第一个历史活动的缔造者不是上帝和僧侣,而是生活在人间的黄帝和炎帝。古籍记载:黄帝“造屋宇,制衣服,营殡葬,万民故免存亡之难。”传说炎帝神农氏播种耕作,石上燔谷。人们把衣食住行这人类进化的产物,赋以具体生动的个体创造,贴近生活解释先人的活动。在这种文化心态中,炎黄二帝不仅赋予了我们的生命,还是生存、发展的源头,这是中华文化的基础。尊崇他们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以养我、育我的生命之基作为中华文化的象征,使祖先与生命同在,文化与生活共存,这是突出以人为本精神的体现。
  在以人为本的中国文化观念中,人又以食为先,在中国一句妇孺皆知的古训是“民以食为天”。而以食为天的基础是以农为本,首功当推炎帝神农氏,炎帝是由于发明农耕和教民熟食而成为中华民族二大始祖之一。传说中“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炎帝始教民耒耜,躬勤畎亩之事,百谷滋草,圣德所感,无不著焉。”这些口耳相传的历史自古就受到思想家的重视。《管子》说:“神农作,树五谷淇山之阳,九州之民乃知谷食,而天下化之。”《淮南子》说:“神农始教民播种五谷,相土地,宜燥湿肥高下。”《白虎通义》说:“古之人民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作,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谓之神农也。”《补史记·三皇本纪》说:“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耜之用,以教万人,始教耕,故号神农氏。”《论衡》说:“神农之挠木为耒,教民耕耨,民始食谷,谷始播种,耕土以为田,凿地以为井,井出水以救渴,田出谷以拯饥,天地鬼神所欲为也。”他们不仅记载了炎帝的丰功伟绩,还揭示了教民耕种、饮食,获得神农氏称谓的来由,这是面向生活实际,把先人的创造归功于先祖的业绩,以获得举族认同、万示祭奠的智慧。
  炎帝在中国的出世不凡,还由于他发明的“饮食”是儒家文化的核心思想——礼的本源。《礼记·礼运篇》说:“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捭豚,汗尊而杯饮,蒉桴而土鼓,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爆粟粒、烤小猪,挖土坑盛酒,用手掬饮,再用草槌敲地取乐,这大约就是先民视为美食美酒的盛事,用自己最得意的生活方式祭祀鬼神,表示对祖先和神灵的崇拜和祈祷,这就开始了礼仪的行为。祭祀礼仪从饮食行为中发端,盛放饮食的食器就成为礼器。食字在甲骨文中的字形就似食物盛放在容器中,食器也就成为饮食的符号。由此可见,所谓礼之初始诸饮食,揭示了文化现象是从人类生存的最基本的物质生活中发生,这是中华民族顺应自然生态的创造,炎黄二帝的传说因为植根自然生态,因而世世代代传沿不息。
  对于衣食住行古人称之为“百姓日用”,自古以来就受到各种学派的重视,从《尚书》的“惟服食器用,王用照德之。”《诗经》的“民之质矣,日用饮食。群黎百姓,遍为尔德。”《周易》的“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到程朱理学的“百姓日用即道”,历代的鸿儒硕学莫不从衣食住行中阐扬哲理。并从具体的物质器用层面,上升到抽象的理念,创造出中国哲学中的道和器,形而上和形而下,理和欲,格物致知等一系列范畴,形成中国特色的生活文化。
  在古人心目中,生活日用与观念形态,有“形而下”和“形而上”之分,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道和器之别也是观念与日用之别。但在传统文化中这不是截然而分的鸿沟,而是可以沟通的。理学家所提出的“百姓日用即道”,“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揭示了中国人生活方式的重要特征,这就是衣食住行在封建文化中并不仅仅是生存、享受的消费品,也是寓教于日用的载体,生活方式与伦理道德、等级序的三位一体化,是中国传统文化模式的一大特点。人本在这种模式中,实际上是以伦理道德为本。
  封建社会在世界各国都表现为等级统治的社会。在中国,保障这种统治的特殊形态是礼制,是规范人们生活日用和人际关系的各种具体措施,历代王朝都以“典章”、“会典”、“车服制”、“舆服制”等各式条文颁布律令,管理和统治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行为。政治、经济的严格等分附以无处不在的伦理教化,使个人有强烈的等级意识和隶属感,表现在人格上多受制于权力支配,这与反躬自省的伦理道德相结合,使个性压抑达到最大强度,很难有个人权利意识的觉醒。但这种隶属关系表现在感情上,又增进了人与人的相互依存和协调精神,个人依附群体,很少有孤独感,与西方宗教的出世心理相比,中国人具有更为充实和积极入世的生活态度,强劲的亲和力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凝聚和绵延。对这一人本特质的评价,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有评说。无可置疑的是,不论是儒家的仁礼,墨家的兼爱,道家的无为,法家的治人,佛家的慈悲为怀,都以社会生活和人际关系为关注对象。各种学理和流派都不能离开人的问题而存在。这是中国式的人本,这一人本突出的仍是人的主题,中华文化缘此主题生生不息。所以说,使祖先与生命同在,文化与生活共存,认同祖先与认同文化血脉融为一体,这是中华文化的元典精神。

(炎帝文化与炎帝精神笔谈炎帝陵基金会协办)

稿件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