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高平炎帝文化研究会
Shan Xi Gao Ping Yan Di Wen Hua Yan Jiu Hui
对高平炎帝文化的粗浅梳理与解析


在五省六地炎帝文化圈中,高平的炎帝文化遗存数量最多,质量最高,最有说服力,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炎帝文化遗存区域体系,这已成为史学界一个不争的事实。认真梳理和认识这一文化体系,对于我们深入研究、理解、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无裨益。在谈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极端重要性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要讲清楚多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炎帝文化作为我国上古时期中华文化的发端、主干和根基,无疑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孕育、成长和发展起到了及其重要的滋润和推动作用。因此,要讲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首先就要深刻理解、准确把握炎帝文化的历史渊源和丰富内涵。我们时常见诸杂志报端,网络的有关炎帝文化的文论,大多为探索性、考辩性,平实系统地介绍炎帝文化,尤其是把文献典籍和高平炎帝文化的丰富遗存结合起来加以解读,我们认为也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

一、炎帝文化释义

炎帝文化包括狭义的炎帝文化和广义的炎帝文化。狭义的炎帝文化是指炎帝及其时代所创造的文化;广义的炎帝文化既包括炎帝及其时代所创造的文化,也包括炎子孙所创造的文化,实际上也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在谈到世界文明时,19世纪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在其哲学名著《历史哲学》一书中写到,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沿岸的那些古老文明已经香消玉殒,波斯文明也难再寻觅踪迹,寂静的尼罗河上的埃及文明如今只存在黄泉之下,“只有黄河、长江流域的那个中华帝国是世界上唯一持久的国家。”

中国有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史,在世界文明史中,曾经辉煌过的四大文明古国,只有中国的历史中间没有被割断。说到中国历史,肯定要提《二十四史》,《二十四史》的第一部就是司马迁的《史记》,鲁迅先生这样评价《史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作为通史,《史记》没有写《三皇本纪》第一篇就是《五帝本纪》,司马贞对此颇觉遗憾,于是就写了《史记·补三皇本纪》五帝之前是三皇,也就是我们习惯上所说的三皇五帝,老辈人有句顺口溜,叫做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开天辟地的盘古是一个神话人物,与盘古相应的还有一个叫女娲的神话人物,女娲的功绩,是在盘古开天辟地之后,以石补天世界各个文明古国,其上古历史都是充满神话传说色彩的,但这些神话传说往往透露着很多历史信息,传说也是历史,所不同的是,它们不是“正史”,不是用当时的文字记录下来的历史,而是代代口语相传的历史。正如18世纪意大利历史学家维柯在《新科学》中所说的那样:“每个民族的最初历史记述大都是以史诗的形式保存和流传下来的。”因此,传说大都承载着一种可贵的民众历史的记忆。上推越古,神话的色彩越是浓厚,越古越不像人的活动,而像神的活动。巴比伦、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都是如此。比如《逸周书》中的“神农之时,天雨粟,神农耕而种之”。那个时代,人们解释不了粟种的来源,于是就幻化出天下来了粟种。这就是马克思说所揭示的人类处于幼稚时期,很多事情无法解释,于是就幻化出许多超越人类自身力量的神。中国人告别无序野蛮期,进入有序的文明时代,大致开始于“三皇五帝”。三皇、五帝都是传说中的历史人物。所谓三皇,一般是指燧人氏、伏羲氏和神农氏。燧人氏的功绩是发明了燧木取火,让人们从生食进入熟食时代;伏羲氏的功绩,在于把人类带进了一个使用文字的文明社会神农氏的出现,将中国古代文明带入了以农业生产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农社会。黑格尔对此洞若观火,他在《历史哲学》一书中写到:“农业在事实上本来就是指一种流浪生活的终止。农业要求对于将来有远见和远虑”。由此可见炎帝对中华民族发展进步所作出的历史贡献。

那么神农炎帝到底是一个人还是个人。先秦时期的史书诸如国语和诸子百家,大都把神农氏和炎帝分开来说,比如《逸周书》上说:“神农耕而种之”。《国语·晋语》:“昔少典娶与有蛟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等等。西汉以来,史学界多赞同神农炎帝为一人之说。因为他们均是以其善于管理火,善于农耕而得名,比如西汉时期一本书叫《世本》,其中原话就是“炎帝即神农氏”。到了东汉,众多史学家比如宋衷、王符等人都认为“炎帝即神农氏,炎帝身号,神农世号也”。所谓“氏”既是个人的称号,并有尊敬的意思,又是氏族的名号,同时也代表着一个历史时代。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任何种族和民族,其成长路径大都先是采摘狩猎,再是游牧和畜牧,然后过渡到畜牧和农耕,后来萌发了手工业。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以农耕为主的生产方式是时间最长的。农业的出现,使人类有了家庭、氏族、部落及聚族而居的“聚落”。这个过程也就是恩格斯所指出的人类先民所经历的“家庭、私有制与国家起源”的历史。上党地区属于中原文化圈。正因为家庭、部落、国家的兴起,中原文明开始利用国家和社会组织方式的优势,逐渐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神农与炎帝合二为一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许嘉璐会长在神农炎帝文化学术研讨会上指出,应该把炎帝视为中国农耕文化确立的一个伟大人物。高平羊头山是炎帝主要事迹的发生地和农耕时代国家标准的取样地。《说郛》卷上说“炎帝神农氏,因上党羊头山始生嘉禾八穗,作八穗书,用颁行时令。”羊头山不仅是炎帝尝五谷的发生地,也是中华农耕文明的肇始地,羊头山的秬黍,在农耕文明中也成为律吕、度量衡、八穗书等制度体例的国标准。文化是民族的血脉,在文化的性格方面,虽然我们说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就是由农业文明、游牧文明和海洋文明三大板块组成,对于这三个方面的文明我们都应予以重视,相比较而言,农业文明则是中华文明五千年的根基和主干。

众所周知,《史记》所记时间上限为黄帝,对于中国古史传说时代的人物,从史学泰斗王国维至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专家李学勤教授,一致认为黄帝距今大约为4700年,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传说炎帝有8世,每个世都有他的名字,第8世为参卢,也就是榆罔从中国古代先民们的年龄情况推断,以30年为一世,30乘8正好是240多年,加上以后的4700年,正好是五千年。说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根据就在这里。从上古历史看,这个时期正是我国新石器时期的晚期,最具代表性的是仰韶文化,也称彩陶文化一般认为新石器时代有四大特征,即农业的产生,动物的驯养,陶器的制作,磨制石器的使用。根据历史文献记载,炎帝和炎帝部落就生活在这个历史阶段。2015年11月,山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专家和工作人员在羊头山上新发现仰韶文化遗址。遗址上除发现大量陶片、瓦砾外,还发掘出一道东西走向的人工石砌围墙、古步道、石基础。这与北宋《太平寰宇记》中所说的“羊头山,神农尝五谷之所,上有神农城,下有神农泉,山东南相传为炎帝陵,石甃尚存”等历史文献记载基本吻合。

高平的炎帝到底是哪代?明代朱载堉在《羊头山新记》中说:“愚按《路史》:神农氏七十世有天下,轩辕氏兴,受炎帝参卢禅,封参卢于潞,守其先茔,以奉神农之祀。同时又说:“参卢是曰榆罔。”史学界传统的说法是炎帝不仅仅是一个人,传说有八世,每个世都有它的名字,最后一个是帝榆罔。由此类推,至少有好几世炎帝在高平生产生活,繁衍生息过,这有可能是历史事实。

二、炎帝文化基本构成

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合。梳理概括历史文献和高平的炎帝文化遗存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炎帝文化的构成主要有个方面:

(一)文献记载。从文史籍来看,高平羊头山作为炎帝活动的主要区域、炎帝主要事迹的发生地和农耕时代国家标准的取样地,历朝历代有关记载炎帝活动的文字记述十分丰富。从西周时候的《逸周书》、春秋时期的《管子▪轻重戊》、战国时期的《山海经▪北山经》、晋代程玑的《上党记》、北魏《风土记》、唐代的《黑暗传》、北宋的《太平寰宇记》,到明代的《山西通志》、明朱载堉的《羊头山新记》、《泽州府志》、清代的《高平县志》等等,有关高平的炎帝文化在史书记载中十分完整精致,历史文脉根源清晰可见。综合历代文献典籍所记,大致分为以下五方面内容:(1)羊头山为炎帝活动主要区域。《山海经》“神农尝百草之地,山形像羊头”。《后汉书▪郡国志》“羊头山有神农城,山下有神农泉,南带太行,右有散盖,即神农尝五谷之所也”。《风土记》有“神农城在羊头山,其下有神农泉,上有古城遗址,北有谷关,即神农得嘉谷处。”《太平寰宇记》羊头山为“神农尝五谷之所,上有神农城,下有神农泉,山东南相传为炎帝陵,石甃尚存”。《泽州府志》载有“神农泉下地名井子坪,有田可耕,相传神农得嘉谷于此,始教播种,谓之五谷畦焉”。纵观历朝历代的文献记载,如此集中明晰地记述神农炎帝活动的主要区域和主要事迹发生地,高平莫属。(2)农耕文明始祖。春秋时期的管子在《形势解》一文中说,神农教民生谷,以致民利。神农氏怎样得到谷种的呢?西周《逸周书》有“天雨粟,神农耕而种之”的说法。东晋《拾遗记》则说“时有丹雀衔九穗禾,其坠地者,帝乃拾之,以植于田”。不管种子怎么来,神农炎帝把人类从采集狩猎经济带到了以农牧业为主要业态的农耕文明社会,这是人类历史的革命性进步。20世纪30年代英国著名考古学家柴尔德指出:“食物生产——对食用植物,尤其是谷类的自觉栽培,对动物的驯化、饲养和选择是人类历史上自掌握火以后最伟大的经济革命”。人类由此完成了食物由过去的自然采集到自觉生产,自然型经济社会向生产型经济社会转变的质的飞跃3)中医药鼻祖。南宋《通志》云:“民有疾未知药石,乃味草木之滋,察寒温之性,而知君臣佐使之义,皆口尝而身试之,一日之间而遇七十毒,或云神农尝百草之时,一日百死百生,其所得360物,以应周天之数。后世传承为书,谓之《神农本草》”。为了疗民疾,健体魄,炎帝遍陟群山,备尝庶草,甚至不惜自己宝贵的生命,深入解析疾病与百草的关系。《神农本草经》载药365种,多数药物至今仍被广泛应用。炎帝首创中医中药的探索精神和为民至上的奉献精神,深刻影响着绵延五千年的中医药的发展走向。(4)商业文明初祖。由于农业畜牧业的出现与发展,社会生产力大大前进了,出现了剩余产品和交换,这就是《周易》中所说的“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商业文明的孕育与成长,加快了社会劳动分工的进一步细化和生产工具的不断改进,推动了原始社会的进一步发展。(5)城垣创建祖。山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专家在羊头山神农城遗址除发现仰韶时期的大量陶寺、瓦砾外,还发掘出一道东西走向的人工砌围墙、石基础、古旧步道。这与《淮南子》一书中所记神农“相土地宜燥湿肥墝高下令民之辟就,”“以时尝谷,祀于明堂。明堂之制,有盖而无方,风雨不能袭,寒暑不能伤,迁延而入之,养民以公的历史文献记载基本吻合。房屋的创建是人类征服自然的一件大事,过去的人们住在自然的山洞里,束缚在固定的地方,受着天然地形的限制,很不自由,而且集体居地的扩大也受到很大限制。人们有了住房,便结束了穴居野处的生活,冬夏可以避寒暑,平时可以避风雨,而且可以防备猛兽虫蛇的侵害,由此便形成了炎帝时期原始村落和城垣建筑的独特体系。另外还有关于炎帝黍度为尺、削铜为琴、织麻为布、观象以节等丰富记载,大多与高平炎帝文化遗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二)遗址遗存。在炎帝文化圈中,有地之说,和这些地方相比,高平炎帝文化遗址遗存有着绝对优势,突出表现为时间最久、数量最多、质量最高,最有说服力。正如李学勤教授所指出的,高平炎帝文化的遗址遗存在全国来说最为繁富、最为集中、最为系统,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古文化区域体系。从表现形式上划分,可分为古庙旧祠和碑碣金铭两大类。一是古庙旧祠。《高平金石志》载,清康熙二十年赤祥村炎帝庙“增修炎帝庙记”碑文云:炎帝之祀,“最盛莫如吾邑,计长平百里,所建不止百祠祀之”。这里的“里”是指“里社”,即当时社会的基层行政单位。清顺治十五年《高平县志》记载,明末清初,高平县共设百里,百里百,所以才有“最盛莫如吾邑”之说。直到现在,高平现有与神农炎帝有关的中古时代以后的古庙宇多达35座,如始建于北齐的羊头山神农庙、元代的神农高庙和神农太子祠遗址等古旧建筑。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们有全国唯一的国保级炎帝庙宇——炎帝中庙。二是碑碣金铭。炎帝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源头和精神佳品,碑碣金铭是传承历史文化的特殊载体。认真梳理分析高平现存有关神农炎帝活动的110多通碑刻,比照历朝历代典籍文献所记所述,更加让人们相信,高平就是神农炎帝活动的主要区域和炎帝主要事迹的发生地。如北齐天保二年(公元551年)的五佛碑,记有“神农,圣灵所托,远瞩太行”。唐天授二年(公元691年)的《泽州高平县羊头山清化寺碑》有:“此山炎帝之所居也。……号曰神农”,贾村《补修炎帝庙碑记》曰:“帝生于高平东羊头山,相传种五谷、尝百草处也”。高平的炎帝文化碑刻,上起魏晋,下至清末民初,纵跨一千五百多年。110余通碑中,有4块在全国各地相关类似遗存中不可同日而语。第一块是迄今记载炎帝事迹最早的北齐天保二年的五佛碑;第二块是唐武则天天授二年羊头山清化寺碑;第三块是唐天佑七年的墓志铭,上记有“神农乡神农里团池店”字样,第四块碑是明万历三十九年的“炎帝陵”碑。就高平的炎帝文化碑刻而言,不仅保存有全国最早的,而且大量碑刻能与文献相印证,且碑刻存世众多,记录遗存丰富,时代序列完整,具有不可多得的学术价值和观赏价值。

(三)故事传说。在谈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许嘉璐先生十分形象地指任何文化都是在前代文化的下有流淌着,前面流过来的水和后来小溪注入的水。没有上古时期口口相传的神话故事传说,就没有三皇五帝,就没有绵远流长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高平是神农炎帝活动的主要区域,因此,有关神农炎帝种五谷、尝百草、制耒耜、兴医药、作陶器、观天象的故事传说在高平民间俯拾皆是。这些丰富多彩的民间传说,一方面说明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积淀造成的社会心理认同,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神农炎帝在高平这块热土上有着广泛而深厚的历史影响和群众基础。从内容上区分,主要有两类。一是功德类。集中反映在神农炎帝创制耒耜、教民稼穑、遍尝百草、日中为市、黍度为尺、削桐为琴、精制陶器、织麻为布、相土择居、观象立节等功绩方。二是方志类。这一类型主要反映在与神农炎帝活动相关的地名村名方面。我们知道,地名是文化的“活化石”。高平的地名尤其特殊,为数众多的地名村名鲜活生动地记载着炎帝文化和长平之战古军事文化。从炎帝误食断肠草,中毒无解开始,难(南)沟、换马、不应(北营)、卧龙湾、庄里(装殓),再到跑马岭,一连串的地名、村名、山名,把炎帝从中毒到安葬的整个过程活脱脱地记述了下来,从中我们不仅可以感受到先民们对炎帝为民献身精神的敬爱和纪念,就这些传说身而言,又有着很强的历史性、联系性、故事性和地域性。

(四)民间习俗。一地有一地的民俗习惯,习俗是在长时期里逐渐养成的一种社会行为,社会风尚和社会风俗。正是因为高平是神农炎帝活动的主要区域,因此,炎帝文化几乎渗透到了高平人民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炎帝姓姜,是古羌人的一支。“羌”、“姜”二字都从“羊”。在甲骨文里看得很清楚,“羌”字就是一个人装饰有羊头的形状。羊在高平人的生活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一是表现在方言上。羊头山顶有一石羊,羊头朝向高平市,尾巴朝向长子县。羊的叫声为“咩”,高平人称第一人称“我”为“咩”,长子人称“我”为“屙”。二是表现在乡俗上。春节敬拜祖宗,高平人要用笼锅蒸面羊,元宵节敬祖宗,要用木板制成的羊样子托羊,七月十五娘家要为出嫁的女儿送面羊。据传炎帝娶妻于神农镇长畛村,虽贵为帝王,因为他是长畛的女婿,每当天旱祈雨时,长畛村有个不同于其他村的习俗,把炎帝放在院子里暴晒三天,以此惩罚他降甘露于人间。由此可见,炎帝文化对高平民间的深远影响和从古及今所留下的历史印记。

三、炎帝文化的主要特征
   炎帝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根基和主干,为中华民族的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和深厚的文化软实力。炎帝文化在高平风雨剥蚀几千年,却始终扎根深厚,枝繁叶茂,绽放出如此顽强的生命力。究其原因,就在于炎帝文化在高平乃至上党地区不仅仅表现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祖根”和“龙头”,它更像物化的粟作植物一样,已经深深地融入了高平人民的血液和生命之中。就其文化性格而言,我们可以条分缕析地感受到以下四种文化功能。

   (一)祖根文化功能。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或种族,都有其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在四大文明古国中,只有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没有因为历史演变和社会变革而中断,使得我们能够从人类早期活动中窥见到远古时代的一些记忆。这些记忆,尽管显得有些荒诞甚至存在着难以弥缝的问题,但它毕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史前时代的某些真实。正是因为这些真实,我们可以清晰地追溯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祖根——炎帝文化。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文中写道:“如爱尔维修所说的,每一个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伟大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伟大人物来。”《周易》中的一段记载,讲的也是这个道理:“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以教天下,盖取诸益。”特定的历史时代创造了炎帝这样的伟大人物,炎帝开创了中华农耕文明,滋养和哺育了生生不息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以农耕为主的生产方式时间最长,直到人类已经进入到了信息化时代的今天,在我国的广大农村,依然可以看到这一生产方式留下来的历史印痕。应该说,中华民族的宇宙观、人生观、价值观,正是在漫长的农耕时代孕育并逐渐形成的。《尸子》说:“神农理天下,欲雨则雨,五日为行雨,旬为谷雨,旬五日为时雨,正四时之制,万物咸利,故谓之神雨。”《淮南子》载:“神农之播谷也,因苗以为教。”从众多古典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炎帝及其炎帝时代的人民对天文学、农学、植物学已经有了很深的认识、理解和把握,当然,在博大精深的炎帝文化中,这仅仅是一个小小的分支。窥一斑而知全豹,炎帝文化无疑是中华文化的精神命脉,是根基,是中华文化的”。

(二)祭祀文化功能。祭祀文化由来已久,中国为礼仪之邦,“凡治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礼记▪祭统》)。上古时期先民的祭祀崇拜,实际上是一种原始宗教活动。由于当时社会生产力极其低下,人类在与自然相互作用时,对许多自然现象无法理解,同时又无能为力,于是便把一些自然现象人格化,并赋予它们超自然的能力,反过来再祈求这种神化的力量给人类以帮助。南宋《皇王大纪》云,神农炎帝“蜡者出,合出。岁十二月,合聚万物素飨之主先啬,而祭司啬焉,祭百种以报啬也。飨农及邮表畷禽兽。猫为其食田鼠,狗为其食田豕。祭坊与水庸事也。曰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作,草木归其泽。”类似记载屡见诸于先秦及以后的历史文献中。炎帝是中华农耕文明、医药文明、商业文明最伟大的祭奠者、开创者,对于他的丰功伟绩,《太平御览》中记述了这样一段话:‘神农氏夫负妻戴,以治天下。尧曰:“朕比之神农,犹旦之与昏也’。”中国历史上最被人们称道的就是尧天舜日,尧帝对炎帝尚且如此崇拜敬仰,炎帝成为后人祈丰年,避祸难,求大同的“真灵”,历朝历代为之修庙建祠,也就成为历史发展的题中之义了。元至正二十一年(1361)《创建神农太子祠并子孙殿志》碑载:“羊头山故有神农氏祠,环山居民岁时奉祀,有祈即应。山之南里曰下太直乾方之爽垲自昔乃立原庙”。高平众多炎帝庙祠就是有力佐证。

   史载轩辕曾对炎帝参卢于潞,守其先茔,以奉神农之祀。以此推算,人们祭祀炎帝的活动,至少延续了近5000年的历史。《羊头山新记》说,换马镇“东南一里许,有古冢,相传为炎帝陵。有石栏、石柱存焉,盖金之物也”。三甲北村明代《重修炎帝庙记》记载:“炎帝之神古久矣,其真灵在泫氏之北,换马镇之南。”文献、古碑的指向,都说明炎帝享祀由已久。明代《山西通志》记载十分明确:“神农庙,高平有二。一在县北三十五里故关村羊头山上,元初徒建山下坟侧,至正十年修,国朝俱有司岁祀。”清康熙三十五年《重修东关炎帝庙碑记》说得更为详尽:“帝之功德,万世永赖矣。历代崇报之典,春秋二仲立届祭焉。所谓上庙者,是庙去县治几四十里,祭之期恐远不逮焉,爰附东廊立庙,今所谓下庙是也。问庙之建,无有能言其创始者。”这里告诉我们两个重要信息,一是历朝历代春秋两季官府都要派人去庄里炎帝陵祭祀炎帝;二是从清康熙年间开始,官府祭拜炎帝大典由庄里村改换在了东关炎帝下庙。官府如此,民间祭祀炎帝的活动更是源远流长,热闹非凡。清时高平百村百庙几乎各村各庙都有自己独特的祭祀仪规。比如贾村炎帝庙是有庙无神,每年祭祀期间,要派出迎驾队伍到神头岭炎帝老庙恭请炎帝,移辇贾村,以享奉祀。掘山村祭祀炎帝时,要在炎帝庙正门外搭建灯棚,再把炎帝请到灯棚下,供人们祭拜。可以说,祭祀炎帝活动的传承演变,构成了高平一种约定俗成的社会行为走向

   (三)庙会文化功能。关于庙会,《辞海》这样解释,庙会亦称“庙市”,中国的集市形式之一。唐代已经存在。在寺庙节日或规定日期举行,一般在寺庙内或其附近。清顺治版《高平县志》《里甲》记载,高平“旧额一百六十里,崇祯九年(1636),潞安府通判署高平县事董良琼奉旨归并一百里”。清康熙二十年赤祥村炎帝庙“增修炎帝庙”碑文云,祭祀炎帝,“最莫如吾邑,计长平百里,所建不止百祠”。百里之县,有超过100座炎帝庙祠,可见当时之况。据调查高平现在炎帝庙有35座,每座庙的结构大致相同,多为戏台、献殿、正殿、东西垛殿、廊房等。坐北向南为供奉炎帝的正殿,坐南向北为戏台。《周易·系辞下传》云,神农“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这一以物物交换为主要贸易形式的原始集市,随着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不断发展进步,逐渐与寺庙活动相融合,进而形成了庙市,也就是庙会。自元代以来,庙会在高平渐趋成型,有相对固定的场所,有相对固定的时间,到了清代,庙会成为高平民间一种传统民俗活动,与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其时的庙会,已发展成为祭神、祈愿、娱乐、购物、探亲、会友为一体的“多内涵型”民间活动。庙会期间,村里一般要唱三天大戏,街上各种地方特色小吃比比皆是,小百货、小商品交易熙熙攘攘,各种杂耍引人注目,牙行把手指伸进对方衣袖,穿行于骡马市场兜揽生意。炎帝出巡则是庙会的重头戏。高平民间有“四月八,神农活,炎黄子孙都记着,咱们种地全靠他”的俚俗。庙会期间,庄里等7个村子每年都要推选出一名“社首”,一年一轮换,各村轮流当,社首在庙会期间要组织炎帝出巡等活动。所以高平至今流传有“走扬州,下汉口,不如五谷庙当社首”之说。通常在上午10时,从五谷庙请出炎帝塑像,先上香,后放炮,再把炎帝塑像恭恭敬敬地抬上一顶四腿轿子,轿顶上有串珠,四角有龙,门上挂有黄布帘,抬轿者四人,其余人众则敲锣打鼓,簇拥炎帝巡游各村,盛享祭祀,庙会活动也由此进入高潮。在高平,凡有炎帝庙的村落,几乎都有炎帝庙会及祭祀神农炎帝的民间活动,从正月十五开始到年末,月月都有,绵延不断,成为高平一种极具特色的社会文化现象。

   (四)民俗文化功能。民俗文化是民众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创造传承并享受的文化事象。我们知道,民俗文化不是个人行为,而是集体的心态,语言和行为模式。《山海经》载,羊头山为“神农尝百草之地,山形象羊头。”从神农炎帝在羊头山教稼穑、创耒耜、尝百草、疗民疾,开启中华农耕文明以来,在高平这块热土上,留下了丰富多彩的民俗事象。最为突出的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口口相传的民间口头文学,主要有神话、民间传说、民间故事、民间歌谣、民间说唱、民间耍乐等。比如《精卫填海》、《长畛祈雨》、《金牛说谜》、《玉女显灵》等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申思恭先生保存的《炎帝文书》,其中有些段落与《黑暗传》长诗如出一辙:“炎帝上了羊头山,井子坪地开荒田。籽种刮到石窝里,翻石倒土找不见。神蚁衔出籽一粒,才使籽种重见天。七种八种种成谷,除去毒液才能餐,娘娘将谷脱去皮,人才吃上小米饭。”二是生活习俗,主要表现在方言、祭祀、面食等方面。众所周知,民俗文化中的种种行为模式,是一定区域内民众生活中约定俗称的,因此具有相当的稳定性。比如高平方言中的“咩”(我)字,恐怕谁也说不清该方言始于何年何。直到今天,高平人还在使用。炎帝文化中的很多因素构成了高平典型的民俗事象,其教化功能、规范功能、维系功能、调节功能的作用十分突出。义井村炎帝庙的匾额上有四个字:“粒我蒸民”,既是对炎帝功绩赞颂,也是对后人的一种劝喻。炎帝文化的精髓就是利民与奉献。《越绝书》中有这一段记载:“昔者神农治天下,各利之而已矣。不望其报,不贪天下之财,而天下共富之。所以,其智能自贵于人,而天下共尊之。”炎帝为民亲尝百草,“日遇七十毒”而矢志不移,最后误食断肠草而牺牲,就是为民奉献精神的集中体现。几千年来炎帝的为民奉献精神,就像遗传基因一样,在中华民族的血脉中传承、发展,并随着时代前进而不断增添新的内容。

 

   (作者:贺尔丹,山西省高平市炎帝文化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