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高平炎帝文化研究会
Shan Xi Gao Ping Yan Di Wen Hua Yan Jiu Hui
炎帝文化是连接海峡两岸的重要纽带

  神农炎帝

  为了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由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和山西晋城市有关单位共同主办的“山西高平海峡两岸神农炎帝拜祖典礼”和“神农炎帝文化高端讲坛”,今日在山西省高平市隆重举行。在本次活动中,我国台湾民间参加这一活动的人数达千人以上,规模盛大,相当可观。
  大陆称为“神农炎帝”,台湾称为“神农大帝”。神农大帝在台湾的信众很普遍,庙宇也很多,有着广泛的民间基础。此外,据台湾朋友叶宏灯先生讲,台湾神农大帝的形象是黑脸大汉,高平的神农炎帝也是黑脸大汉,因而台湾同胞对高平的神农炎帝倍感亲切,这也是高平举行的这次“海峡两岸神农炎帝祭拜大典”活动中,有一千多位台湾同胞踊跃参与的原因之一。所以,有千余名台湾同胞参加“海峡两岸神农炎帝祭拜大典”等系列活动,明显地表现出海峡两岸民众在传承和弘扬神农炎帝文化上的文化认同。
  我国先民对神农炎帝、神农大帝的崇拜,根基于我国古代的农业文明。在人类的文明史上,农业的起源,农耕聚落的出现,是文明的起点和基础。在我对世界早期文明的类型与系统的划分中,曾以主要的农作物即粮食为依据,把古代世界的早期文明划分为三大系统,这就是:美洲吃玉米的中美、南美文明;旧大陆东亚、南亚吃小米、大米的东方文明;以及西亚、北非、欧洲吃小麦、大麦的西方文明。这三大系统文明的划分恰恰同美国的植物学家哈兰(J.R.Harlan)利用考古学、古生物学、古生态学、花粉学、碳14同位素年代测定等资料,把世界主要农耕发源地划定为三个中心和三个拟中心地相一致。其中,中国作为一个大的农业起源地,又可分为北方吃小米、黄米的粟作农业和南方吃大米的稻作农业两个大的系统。
  台湾的农业属于南方的稻作农业系统。关于稻作农业的起源,在我国的长江流域,考古发掘出土了距今一万多年到八九千年前的栽培水稻作物。其中包括距今一万多年的湖南省道县玉蟾岩遗址、距今一万多年前的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距今八九千年前的湖南省澧县彭头山遗址,距今一万年到九千年前的浙江浦江县上山遗址,距今九千至八千年前的浙江嵊州小黄山遗址,距今八千年至七千年前的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址,以及距今七千年前的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等。而台湾出土稻作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则要比上述长江中游和下游的稻作遗址晚得多,所以,台湾的稻作农业起源于大陆,是从大陆的东南沿海传播到台湾的。
  从农业的起源和传播来看,在农业文明的寻根文化中,台湾神农大帝的根在大陆。当然,农业文明之外,台湾也有海洋文明的特色。台湾的海洋文化包含有浓厚的妈祖信俗,而妈祖祖庙在福建湄洲岛。所以,在海峡两岸的海洋文明中,在妈祖信俗这方面也存在着高度的文化认同。神农大帝和妈祖信俗等现象反映了台湾文化的丰富多彩和多元化,而台湾多元文化诸多侧面的根脉却都在大陆,这是海峡两岸文化认同的基础。
  我们今天在高平举办的“海峡两岸神农炎帝祭拜大典”以及“神农炎帝文化高端讲坛”,各个参与者大概都有自己的重点。也许有人主要是奔着祭拜大典而来,有人主要是因要参加高端论坛。仅就祭拜大典而言,这既属于中华民族炎黄子孙寻根祭祖的一种方式,又在其背后蕴含着海峡两岸民间文化上的认同。
  海峡两岸对神农炎帝文化有共同传承的信俗基础,这有助于增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而且在历史上,民族团结和融合就是与文化认同密不可分的。时代发展到21世纪,在振兴中华民族的大业中,文化认同与民族认同依旧是互为表里的一体两面的关系。在文化认同中,海峡两岸共祭神农炎帝因有着广泛的民间基础,故有益于共同文化基础上的共同民族心理的培育,属于增强民族凝聚的正能量。总之,在各地祭拜炎黄二帝的活动和有关的研讨会中,山西高平通过民间文化认同来增进海峡两岸中华民族凝聚的做法,是想民族和国家之所想,急民族和国家之所急,做民族和国家所要做的做法,必将会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在近代以来的实证史学中,一般把司马迁《史记》中的《五帝本纪》作为古史传说来看待,并由此形成了冯友兰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所概括的所谓“信古、疑古、释古”三种古史观和方法论。对于古史传说,我认为它有“实”有“虚”,虚实想混,历史与神话相交融。对于古史传说中的“实”,我的老师尹达先生称之为“史实素地”。对于古史传说中历史与神话相交融的情形,用我的老师杨向奎先生的话讲,就是“历史中有神话,神话中富于历史”。有关神农炎帝的古史传说是中华民族的先民对于自己的祖先、祖先神以及祖先对人类所做贡献的一些带有神话色彩的历史记忆。“炎帝”一词始见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文献,这也是当时华夏民族融合的产物。我们现在一般把“炎帝族”作为一个大的部族集团来对待,而其构成则是多元的。例如,从史前图腾崇拜的视角来看,炎帝族中最著名的是火图腾,是对火的崇拜,如《左传》昭公十七年郯子说:“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所以,炎帝一名有火神的意思。此外,炎帝族中也有鱼图腾,如《山海经》的《海内南经》和《大荒西经》说炎帝子孙的氐人国(互人国)的形象是“人面鱼身”。在中国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的彩陶中有大量的鱼的纹样和“人面鱼纹”,就可以与炎帝族的鱼图腾相联系。炎帝族中也有鸟图腾,精卫填海的神话故事就反映出炎帝族中的鸟图腾,而山西、陕西和河南的仰韶文化,特别是陕西华县泉护村遗址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出土的大量的燕子形象的鸟的纹样,以及华县泉护村太平庄遗址出土的仰韶文化陶鹰鼎,就可以与炎帝族中的鸟图腾相联系。此外,《左传》等先秦文献都讲到炎帝是姜姓,姜字和羌字都以羊为偏旁部首,所以炎帝族中也有显著的羊图腾。
  在炎帝文化研究中,炎帝与神农的关系一直是学者们争论的问题之一。从战国时期开始,炎帝有时与神农合而为一,如《世本》氏姓篇中说:“姜姓,炎帝神农氏后。”《汉书·古今人表第八》列有“炎帝神农氏”,也是把炎帝与神农合而为一。诚然,清代的古史学家崔述、现代著名古史学家徐旭生等人都指出炎帝与神农并不是一个人。但从汉代开始,经学家和史学家们又都认为炎帝对农业有突出的贡献。例如,汉代学者高诱为《吕氏春秋·季夏纪》作注说:“昔炎帝神农能殖嘉谷,神而化之,号为‘神农’,后世因名其官为‘神农’。”《国语·鲁语上》曾说“烈山氏”的儿子因能种植百谷百蔬而被当作农业神来祭拜。韦昭注曰:“烈山氏,炎帝之号也,起于烈山。”这是由于炎帝和炎帝族对农业的发展有非同寻常的重要贡献,才使得人们把炎帝也作为农业神来对待。这在古人对典籍的注疏中已形成一个传统。由此,我认为神农氏与炎帝的区别和联系在于:与炎帝分开的神农氏,代表了距今12000年至9000年前的农业起源阶段的农业的发明,是对这一历史进步的概括。由于中国南方的稻作农业与北方粟作农业都不是由一个地方起源的,是多个中心、在不同地区分散起源的,所以代表农业起源阶段的神农氏是一个“指示时代的名词”或“时代性的文化符号”。而与炎帝合称的神农则代表了距今六七千年前农业第一个大的发展阶段,是发明了耒耜时代的“炎帝神农氏”。
  那么,对于这样一种广泛的神农炎帝文化,特别面对我国的北方和南方、西部和东部都有神农炎帝文化局面,山西高平的特色与优势是什么呢?高平神农炎帝文化的历史地位何在?这是许多人都会问到的一个问题,这也许是一个见仁见智的话题。对此,我们应当鼓励学者们从多角度、全方位对此进行深入的探讨。其中最直观的一个现象是,山西上党地区,特别是高平市,有关炎帝的庙宇碑刻在全国首屈一指。
  上党地区现存有关炎帝的庙宇共有53座,其中在高平有炎帝行宫、炎帝寝宫、炎帝中庙、羊头山炎帝高庙等庙宇院落35座。高平羊头山上有保存完好、价值较大神农城、神农井、神农泉、五谷畦、耒耜洞等历史遗存;神农镇境内有与炎帝活动有关的换马村、北营村、庄里村等村名、地名,形成了一个令人惊叹、相对完整的炎帝文化遗存的区域体系。高平炎帝古庙、古碑数量众多,大范围的高度密集;时代悠久,上至魏晋隋唐,下至清末民初;这些在全国都是名列第一的,是高平炎帝文化独特优势,雄厚资源。
  我们虽然不能用公元几百年以后所建的炎帝庙宇和碑刻来直接证明公元前几千年前炎帝部族的情况,但纵跨一千五百年余年古庙古碑,可以表明炎帝历史传说在这一地区源远流长,这些炎帝古庙古碑至少是魏晋隋唐以来当地炎帝文化的一种表现形态,值得深入探索研究。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高平有关炎帝的古碑中,有两通碑,一通是唐代(周)天授二年(691年)《泽州高平县羊头山清化寺碑》,另一通是《唐故毕府君夫人赵氏墓志铭并序》,这两通碑都记载说高平羊头山也称为“烈山”。
  唐代天授二年的《泽州高平县羊头山清化寺碑》不但记有炎帝居于羊头山,炎帝的功德在于种植五谷,创制耒耜,调制草药,除病延年;而且说炎帝所居的羊头山乃“烈山峰穴”。在高平神农镇团西村出土的一通《唐故浩府君墓志铭并序》说:“高平乡神农团池村”,“其地势平如堂,四望俱全。东有长崖而掩,西连远岫而遮,前望玉案高源,后倚烈山大岭”。所谓“后倚烈山大岭”之烈山,就是指今神农镇西团村背靠的羊头山。这两通唐代的碑都将炎帝所居之羊头山与烈山联系在了一起,具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
  我们知道,在神农炎帝的古史传说中,很重要的一条史料就是有关烈山氏的传说。例如,《国语·鲁语上》说:“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谷百蔬,夏之兴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韦昭注曰:“烈山氏,炎帝之号也,起于烈山。”《左传》昭公二十九年也说:“有烈山氏之子曰柱,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弃亦为稷,自商以来祀之。”杜预注:“烈山氏,神农世诸侯。”上述《鲁语》和《左传》中的“烈山氏”,在《礼记·祭法》写作“厉山氏”。关于厉山所在地,按照唐代《括地志》的说法:“厉山在随州随县北百里,山东有石穴。昔神农生于厉乡,所谓列山氏也。春秋为厉国。” 《汉书·地理志》南阳郡随县下,班固自注说:“故国。厉乡,故厉国也。”这就是有些学者主张湖北随州乃炎帝故里的由来。但是高平的学者发现的这两通唐碑却说烈山是高平的羊头山。比较史料成书的年代,《括地志》是唐代的地理书,高平的这两通唐碑也是唐代刻写,二者的时代相同,价值也当相同,这就对《国语》和《左传》所说的烈山究竟在什么地方,提出了一个挑战。
  高平炎帝文化的另一优势是当地在这方面有着丰富的民间传说。在高平流传着很多炎帝的神话传说和民间习俗,渗透到了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特别是在羊头山周围,很多地名、村名都同炎帝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地还流传着许多同炎帝有关的民俗,最突出的是对羊的崇拜,其次是有关炎帝女儿精卫填海的传说。高平成系统的有关神农炎帝的民间传说,与高平密集的数量庞大的魏晋以来的神农炎帝的庙宇碑刻,二者相辅相成,并决定了高平神农炎帝文化在全国炎帝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
  在高平的羊头山,既发现有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也发现有新石器时代的遗址。1986年,在高平羊头山发现一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表明在农耕文明开始前夕,高平就有人类活动。2007年,在高平发现了两处仰韶文化遗址。2015年11月,又在羊头山发现仰韶文化陶片等。这些遗迹的意义是重要的,它填补了羊头山上也存在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空白。我们虽不能说这就是炎帝遗址,但却可以说它属于炎帝时代(距今7000年至5000年前)的文化,它提供了炎帝文化在高平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发展阶段的考古学信息。

  由上述几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高平的神农炎帝文化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多年来,高平人在传承和弘扬神农炎帝文化中做了大量的基础性建设,出版了包括《炎帝古庙》巨著在内的许多出版物,也召开了一系列的研讨会和论坛;高平与晋城市等城市还一起举办过神农文化节等活动。通过媒体的传播,提高了高平乃至山西炎帝神农文化研究的声望,使得高平乃至山西的炎帝神农文化研究在全国和海外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现在,由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和山西晋城市有关单位共同主办的“海峡两岸神农炎帝祭拜大典”和“神农炎帝文化高端讲坛”,又有新的创意,而且找到了大陆与台湾在共同的祖先、共同的文化上的连接点,具有通过文化认同达到民族认同的价值,很值得赞扬和肯定。

(文章转载自2016年5月16日晋城新闻网,作者王震中: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学部委员